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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7)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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