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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0)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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