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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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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 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 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 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 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 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 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 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 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 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 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 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 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 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 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 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 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①（① 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 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1961年平反。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 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 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1964年4月2日， 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 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 办成。”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 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 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 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 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 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 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 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 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 我六月讲一O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 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 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 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 由此而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 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 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 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 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 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〇万吨。 同志们自已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 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2、25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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