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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的努力(7)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③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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