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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3)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〇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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