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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


  赵勤奋当然不服气,本来他可以进第二梯队,据说会上方副局长曾提出让他任政秘科长,但被老局长断然否决了。赵勤奋因此对老局长充满了怨言:这老家伙怎还不死?!他甚至公然在办公室这样对徐有福说。

  按照赵勤奋的说法,他是招了“产地”的祸害,他和方副局长都是东八县人。

  徐有福不以为然,他反驳赵勤奋说,那刘芒果也是东八县人,为啥这次还提拔?

  因为不提拔说不过去,刘芒果资历在那儿摆着。本来刘芒果应该是局里最重要科室的科长,但却给他一个最不重要科室的科长,这就很说明问题。如果三个老科长提拔了,下来就该轮到刘芒果了,可他现在却被甩在了你们后边。赵勤奋愤愤不平地说。

  你们西八县人现在开始反攻倒算了,就像过去胡汉三的还乡团。这里面大有学问,甚至是刀光剑影呢!

  按照赵勤奋的分析,东西两边抢占的高地,首先是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次空下的那个县委书记位子,又是一个最重要的县,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兵家必争之地”,要么就是朝鲜战场上的“上甘岭”。市委书记当然想安排方副局长去,而市长却推出副秘书长。在市委书记那盘棋里,若将这个高地占住了,那再丢几个小山头也无所谓。若方副局长顺利出任县委书记,老局长就会到那个重要局任局长。老局长是西边人,市委书记之所以会同意他到那个重要局任局长,是因为“上甘岭”已到手了,那个位子怎么说也得忍痛割爱,让给市长。而市长首先要在“上甘岭”上与书记厮杀一番,副秘书长若当了县委书记,老局长再挪到那个重要局,这就等于在这场战役中,市长拿下了一号高地和二号高地,方副局长任咱们局局长,就势所必然。三号高地就让他们占去吧。市长会这样作出胜利者的姿态。

  当然若市长占领不了一号高地,那就会拼死保住二号高地,那个重要局的局长非咱们局长莫属。

  老局长养病两年后突然气势汹汹杀回局里,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腰杆一下硬了。况且作为市长这盘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他得给市长一个不俗的表现:抑制方副局长,为全局的胜利孤注一掷!就像当年的张灵甫,即使最后被全歼,也得在孟良崮与陈毅、粟裕大战一场。

  问题是他们龙虎斗,咱这小鱼虾跟上遭殃!这可真是城门失火了!

  县里的位子争完,再争市里这些部局的位子。部局有重要不重要之别,自然是先占重要位子:你占公安局长,我占财政局长;你占人事局长,我占劳动局长;你占交通局长,我占民政局长。最后才是争不重要位子:哪怕这个局就叫“不重要局”、“可有可无局”、“大款老婆局”,也照样得争个你死我活。毛主席当年的战术是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那是特殊年代。对待苏修和美帝,毛主席就是寸土必争,说过毫不相让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为什么“不重要局”还要争?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提拔干部,上级要搞民主推荐。比如要将某个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市长,就要在市里所有正县级干部中搞推荐:重要局的局长投一票,不重要局的局长也能投一票。只有在投票的那一刻,重要局的局长与不重要局的局长没有差别!

  任何一个不重要局的局长到了县里,县里的书记、县长也会出面招待吃个饭。这个局与这个县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给这个县带来任何利益,之所以两个“一把手”出面,又是宴请,又是招待,不是招待那个“可有可无局”的局长,而是招待那“一票”。

  市里新来一位常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年轻,不到四十岁。学历也高,博士研究生。

  常务副市长很有来头,给现任省长做过秘书,下紫雪市任职前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常务副市长一来,就将方副局长比下去了:年龄比他大不了几岁,学历又比他高,更重要的是,职位比他高出两级。

  “两级”可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两道悬崖,有些人一辈子连一道悬崖也爬不上去。

  本市有一个副县级领导干部,二十八岁时就担任了某县副县长。然后从甲县副县长到乙县,继续任乙县副县长;又从乙县副县长到丙县,继续任丙县副县长。后又改任丁县副县委书记,戊县副县委书记。从戊县任上,调回市里任某局副局长。在市里又像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转悠了五六个局,一直任副局长。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到退休时与提拔时是一个级别:副县级。上级部门谈话让他退休时,他明确提出:不给个正县级不退休。最后只好在退休文件里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注明一句话:退休后按正县级待遇。

  常务副市长是市长从省长那里要来的,这是一个干练的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按常规,常务副市长只是市委常委,他却是市委副书记。在市委、市政府两边都有要害职务,说话腰杆就硬了许多。他一来就分管市上的财政与人事工作,这也是破了例的。过去市里的财政与人事,全由市长直管。

  常务副市长与市长配合默契,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又像一个人的左右脚:这只向哪儿迈步,那只就跟着向哪儿迈步。

  常务副市长一到任,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将城市建设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来抓,让紫雪城亮起来,高起来,美起来,绿起来。

  市里出现了两个声音:市委老书记还在那儿狠抓扶贫奔小康工作,市政府这边却开始大抓城市建设工作。本来扶贫工作与城建工作并不矛盾。就像两个人站在高峻的山头上,对着空旷的山谷喊。若同时拖长声音喊:“扶——贫”二字,山谷里的回声便是“扶贫——扶贫”;再同时拖长声音喊“城——建”二字,山谷里的回声便是“城建——城建”;有种回应之美,韵律之美。

  可若两个人同时拖长声音喊,一个喊“扶贫”,一个喊“城建”,山谷中的回声就会杂乱起来。就像古代两军交战时,两支队伍混杂在一起厮杀,已很难分清各方的号令,只能听到纷乱的马蹄声。

  市里的干部形象地总结说,市委和市政府现在就像办丧事时坐在院子里的两个唢呐手,一个鼓着腮帮子向这边吹,一个鼓着腮帮子向那边吹。还说市委市政府是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两个人: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市委的书记们一天到晚下乡抓扶贫奔小康;市政府的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却一天往省里、京里跑,去上面争取城建资金。

  市扶贫局局长原来进市长房子汇报工作,不需要在秘书那儿排队,可随时来见。现在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却不见扶贫局长。有一次扶贫局长找市长,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正在商量城建工作,还没等市长开口,常务副市长手一摆说:“先找主管副市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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