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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就像凡·高，他说：“我要去找一个女人，我不能够活着而没有爱情，没有女人。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永恒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凡·高爱上他的表姐后，说：“我要见到她（表姐），我的手在火焰中能够保持多久就等待多久！”当然像赵勤奋、徐有福这样的普通人，没有必要像凡·高这样为表示爱一个女人，就将手伸进蜡烛的火焰中。但你却不能否认这样做的确会让女同志感动。如果徐有福和赵勤奋真的将手伸进火焰中，许小娇和吴小娇也会感动地掉下泪来的，弄不好就跟着他们私奔了。 　　徐有福由不屑、抵制赵勤奋的人生观，到认同、接受、实践赵勤奋的人生观，经历了一个蝉蜕过程。也许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失落，但却并没有感到多么痛苦。一个人下意识地或者无意间偷了一次人，之所以会因羞愧而捂起脸，是因为窃贼毕竟是少数。如果所有的人都偷过人，这个人偷人后就不会脸红了，他甚至会很坦然。手机刚出现时，即使将一个像一块砖头那样大的家伙挎在腰间，也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将这个劳什子挂在耳上时，谁还会因艳羡再去用目光追逐这个物件？ 　　徐有福成为赵勤奋做“导师”的这个研究生班的一名虔诚的学员。为什么要痛苦呢？他这样问自己。为什么要用“偷人”这样的词汇鄙薄自己呢？当今社会，“偷人”的人绝不是少数，为什么就该我徐有福脸红？恐怕有多少挎手机的人，就有多少偷人的人呢！而且不单是小偷，还有大盗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现在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却也模糊了——生活潮流的推进，已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堤防淹没以至冲垮。如果“道德”是一个核桃的硬壳，很多人早已举起小锤，将这层硬壳砸开，里边藏着一个东西叫：物欲！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几乎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追逐”的行列。如果徐有福成为赵勤奋的研究生，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一边认真听课一边却要指斥赵勤奋为“贼”，那也只是“贼喊捉贼”。而贼喊捉贼这样的事情，只有当一个贼遭遇危险，为了自己脱身时才会发生。 　　在一个物化时代，要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已很难。比如“不食周粟”；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曾经是一首拨动几代人心弦的爱情协奏曲，而现在却已很少听到，甚至已成为这个商业时代嘈杂市声中的“绝唱”。 　　在一个商业时代，最先被“物化”的肯定是女人。因为男人挣了钱十有八九会花在女人身上。女人的嘴唇、乳房包括小脚丫子都已成为“物质的”。一个美女的小脚丫子上的某一个脚趾头，可能值十万甚至一百万。因为一个“不知有多少钱”的老板正在将她包养起来。徐有福曾到市里新开张的“北方大厦”的精品屋转悠过，令他咋舌的是，一件上衣标价竟是一万八千八百元，一双皮鞋或一条皮带标价竟是八千元，一块瑞士名表二十八万元。徐有福想不通的是，无论这块表是天然钻石还是白金表链，它也是戴在手腕上用来告诉人们时间的，而绝不可能延长人的寿命，凭什么值那么多钱！ 　　一条鱼十八万，一只狗八十万，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大街上除过性用品商店就是“狗宝宝商店”。物质无处不在，对人的挤压无所不至。徐有福就是这样一个被挤压而开始变形的人。他的改变，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又不是古代那种支撑一个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没有必要坚守所谓的“操守”。“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完失效的”——若徐有福再不像电影《南征北战》中涸辙之鲋的张军长向李军长靠拢那样向赵勤奋靠拢，注定会成为这种新“四大傻”的最后一傻——看完短信傻笑的。 　　总经理送给徐有福一部手机。 　　情人之间互赠礼物，由荷包、香巾发展到手机，也就几十年工夫，时间并不漫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情人之间互赠的定情物一般是一个笔记本或一块手绢。比如两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女的给男的赠一方小手帕，男的回赠一个笔记本或一支钢笔。当然也有赠一把挽着红绸的锄头或铁锨的。有时锨把上还会刻上一行小字：“祝你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者“祝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茁壮成长”；或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等等。 　　这些话里，尤其让人感到无趣的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是一个美国人，还会说“美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呢！茶杯应当对于茶壶有较大的贡献，徐有福应当对于许小娇或吴小娇有较大的贡献。这话和没说有什么两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少是一种精神；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至少是一种境界——当然徐有福若见到总经理，兴许会和她开玩笑，说她是“胸怀保龄球，放眼紫雪市”，再加一句注脚：总经理应当对于徐有福有较大的贡献。 　　那时还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这话是毛泽东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现在看来这话也错了，实践已证明，知识青年(特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有必要! 　　当然那时候互赠最多的还是一些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的话也像锄头和铁锨上写的那样，硬邦邦的。一般都是采用“愿我们在某某中怎样怎样”或“愿我们像某某怎样怎样”这样的句式，比如：“愿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比翼齐飞”；“愿我们在共同的劳动和生产中缔结革命的战斗友谊”；“愿我们的爱情像松柏树一样万古长青”；“愿我们的爱情像江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等等。最带点诗情画意的赠言，也就是王勃的那句诗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若由王勃发展到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已是十分情浓的时候了，也许已开始张罗着结婚。 　　有一个笑话这样讲，那时有一个女孩子，同时收到两个男孩子的笔记本。一个上面写的是：“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另一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个女孩子权衡再三，觉得后一个“革命意志”更坚决一些，于是便将第一个的笔记本退回去，与第二个做起了“比翼鸟”。 　　也就二十多年时间，笔记本变作了手机。 　　总经理赠给徐有福的，是一部十分时尚的手机。彩色屏幕一打开，跃动着各种美丽的图案，就像一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振翅飞入你的怀抱一样。总经理还手把手教会了徐有福使用这种新款手机的各种功能：发短信、接收短信、转移短信。她甚至将徐有福的手机调出多种声音，并把自己打来的电话专门设置了一个独特的声音，总经理将那个十分动听的声音连放两遍，对徐有福说：“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是我打来的。” 　　总经理给他调声音时，俩人正躺在干净松软的被窝里。总经理一条肥美的大腿像刮去鳞片的桂鱼一般缠绕在徐有福身上。 　　徐有福与总经理早已撇开“中介人”田小兰。就像两个商人，在一次贸易洽谈会上相识，并在礼仪小姐导引下签了合同，俩人站起来笑着握手后，礼仪小姐便没有什么用了。 　　总经理和徐有福一周做一次爱。当然是在蓝天大酒店总经理宽大的套房里。有一次徐有福记错了相约的时间，在走道里碰上了刚拉开门出来的市长。市长并不认识徐有福，以为他是酒店的住客。市长出门后将领带正了正，并深沉而威严地咳嗽了一声，然后背着手目不斜视向前走去。徐有福后来问总经理，总经理直言不讳地说：“是啊，我在紫雪市，就你们两个朋友：徐有福和刘泽天，他比你先到。”市长名叫刘泽天。 　　徐有福与总经理做爱已十分从容。就像领导在大会上讲话一样：该喝水时喝水；该略作停顿就略作停顿；该用目光扫视一下会场就扫视一下会场；该接连说出一些排比句就接连说出一些排比句。有时“嘈嘈切切错杂弹”，有时又“大珠小珠落玉盘”。把一门手艺玩得炉火纯青，差点就到了那种叹观止矣的程度。领导讲话不经意间还会说出一个错别字，他俩做爱却连一个“错别字”也没有。 　　徐有福觉得，人要是无耻起来，其实超过了任何一种动物。他有时还像小孩子恶作剧一般逗总经理玩儿，故意将“枪栓”拉出来，直到星眼迷离的总经理情难自禁以手按他的身子，才从容地再将“枪栓”合上去。原来两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做爱，就像两个四十岁的人才考上大学一样，对“知识”的渴求远比年轻人更多一份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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