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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只有徐有福与许小娇仿佛没有什么明晰的生活目标。徐有福是这样一个人：迟钝、木讷而呆板。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熊猫，卧在那儿有一下没一下地啃那些竹子。许小娇呢？聪慧、美丽、富贵，上下班开一辆赛欧跑车，生活悠闲而安逸。她从不为当老板的丈夫的生意操心，一天到晚只为三件事忙碌：读书、购物、通过手机与人说话。许小娇每个月的电话费都在一千元以上。她一直使用全球通手机，并申报了国际通话服务。她可以将手机打到英国的伦敦或者法国的巴黎。在这一点上局长都无法与她相比，局长没有开通国际通话服务，他最多将手机打到上海或者北京。有一次局长与大家吃饭时，给大连打过一个电话。局长的儿子在大连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大连发生了一起空难，局长向儿子询问死亡人数。儿子先是说一百一十五人，后又说是一百二十九人。好像将一个战士由当年林彪统领的“一一五师”调到了刘伯承统领的“一二九师”。当时坐在局长一侧的徐有福，也从手机里听到局长儿子年轻的声音。局长儿子说完“一百二十九人”后，局长啪就挂了手机。刚挂了又拨过去，说：“春节回家不要坐飞机，坐火车！”叮嘱毕，又啪地挂了手机。 　　徐有福与许小娇的相同之处在于：俩人都失去了生活目标。不同之处在于：徐有福是因为啥都没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在强大的生活潮流推进中显出茫然，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就像一只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因根本无法靠岸，只能在波峰浪谷间随波逐流，也许一个浪头过来，就会将它轻轻地吞没。许小娇则是因为啥都有，而显出茫然失去了目标。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许小娇丧失了目标却找到了尊严；徐有福丧失了目标同时也丧失了尊严。 　　许小娇与徐有福的比较，有点像一个很黄的段子。有一次赵勤奋在办公室讲了这个段子，将女人和自行车、热水瓶、电冰箱等物件作比。徐有福当时没听懂。赵勤奋用手指点着徐有福说：“徐有福啊，你这个人太笨了！难怪没有小姑娘喜欢你！”赵勤奋瞥了许小娇一眼又说：“我如果是许小娇，我也不会喜欢你——女人有可能喜欢一个风流的男人，但却不会喜欢一个木头！所以我宁愿成为一个风流的男人，也不愿成为一个像某些人那样的木头！许小娇我想你也不会喜欢一个木头吧？！”许小娇当时正入神地看一本《小说月报》，这会儿抬起头来笑吟吟地望住赵勤奋说：“那莫非我喜欢你了？其实徐有福还真比你讨人喜欢！” 　　当局长最终将许小娇的手机递过去，许小娇伸出洁白的手掌接手机时，徐有福看见许小娇那双展开的美手竟有一道像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一样直直的通掌手纹，就像喷气式飞机从天空划过留在后面的那道白烟一样。 　　局长将手机放到许小娇掌中时，也看见了这道手纹，目光像钩子一样试图将这道手纹钩入眼中。遗憾的是这比愚公移山还要难，甚至超过了大海捞针的难度——大海捞针还有一线希望，而要用目光钩起许小娇像火车轨道一般直来直去的手纹，则毫无可能！除非局长是孙悟空——而局长又显然不是孙悟空，他只是徐有福所在局的局长——一个凡人！ 　　局长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力回天的凡人后，目光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伤”，心有不甘地最后“钩”了一眼许小娇的手纹，说：“小娇是通掌手纹啊！通掌手纹有福啊！”局长这样说着，像驾驶着一架飞机降落一般将手机放在许小娇掌中。降落时，“机翼”一倾斜，仿佛不经意地触碰了一下许小娇像飞机跑道一样笔直的手腕，又像一辆大型挖土机，一铲土倒出去后将最后几粒石子抖了抖撒在许小娇洁白的令人眩目的手腕上。 　　局长在向许小娇说“通掌手纹有福啊”这句话时，眉头慈爱地向上抬了抬。徐有福发现局长抬那一下眉头时，额头上横着出现一道很深的皱纹。这道皱纹就像许小娇的通掌手纹一样，一直从这头通向那头。又像本市正在修筑的那条名气很大的东阳高速公路，从这个县一直通到那个县。 　　许小娇和局长周旋时，徐有福也饱了眼福。许小娇的手就是好看。正像《诗经》里说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若瓠犀，螓首蛾眉。”许小娇不仅“手”好看，“领”也好看。领就是脖子。许小娇的“领”长长的，像鹤立鸡群的“鹤”一般。并且看不到一丝皱纹，仿佛她的脖子上裱了一层白白的粉连纸。 　　许小娇之后，科里再一个拿手机的是科长。科长拿手机已到1998年。在同一年稍晚一点，副科长刘芒果也有了手机。到1999年，另一个副主任科员赵勤奋也人模狗样拿上了手机。这样科里五个同志只有徐有福无手机。 　　徐有福不买手机，一是他认为手机用处不大。徐有福所在的局，主要职责是向省里报一种产品的产量。按省里要求，这种产品年产量不能超过多少，而本市这种产品的产量却远远超过省里要求的数字。这么说吧，若省里要求这种产品年产量不能超过十万吨，而市里实际产量却是一百万吨，九十万吨的产量就属于“违规”产品。市里于是成立这个局。这个局职责有两项：一是到各县去检查，尽量将这种产品的产量压到最小数字；二是向省里呈报。呈报数当然不能超过省里的要求数。 　　实际情况是，虽然省里三令五申，但该市这种产品的实际产量却一直远远大于省里要求的数字，至少大出五至十倍。于是这个局向省里上报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有点像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上面呈报都是“双女户”，每户人家最多只有两个孩子。但实际情况是每户人家至少有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孩子的人家。领导来视察工作，有四个孩子的农民便将其中两个最小的藏到草垛或者地窖里去。领导俯身和蔼地摸着两个大一点孩子的脑袋问：“你家有几口人啊？”孩子脱口说：“六口。”领导抬头疑惑地望村长和乡长，村长赶忙说：“孩子见了首长紧张，将家里喂的两口猪也算进去了，”村长指指猪圈里的两头猪，又说：“实际这户只有四口人，就这两个女孩子，双女户。”村长又指指两个忐忑不安的孩子。“哦，又是一个双女户，农民现在觉悟提高了，没生下儿子也不再生了。”领导这样说着，背着手向院外走去。上车离开前，又扭头对憨厚的农民夫妇说：“这样就好！不要再生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嘛！” 　　领导的汽车嘟嘟一走，农民夫妇赶忙一个去草垛里寻出那个男孩子，另一个揭开地窖上面的石板，下去抱出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领导走后，他们竟忘记从地窖里往出抱孩子了，吃饭时发现少了一个，这才慌忙去将差点闷死的孩子抱出来。 　　就像计划生育向上呈报的数字不实一样，徐有福所在的这个局向省里呈报的数字也基本是假的。比如省里要求年产十二万吨，月产一万吨，而该市实际年产却是一百二十万吨，月产十二万吨。那么每月就有十一万吨产量不能报到省里去。该局为此设立一个统计科，由统计科专门向各县的生产单位要数字，各县每月将符合要求的数字报上来。这样即使查出来作假，也与这个局没有多大责任——生产单位报上来的数字就是这样啊！总之这个局每月按省里要求的数字往上报，有时比要求的数字略大一点，有时又略小一点。只有一次报的数字比省里要求的数字大出许多。省里打电话批评市长，市长打电话批评局长。局长便把统计科长叫去训斥一通：“就是喝醉酒，脑子里也要时刻有根弦！”局长皱着眉头批评科长：“你的工作责任心哪里去了？喝醉酒绝不是工作出差错、出纰漏的理由！有些人就是喝醉酒，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 　　局长剋完科长便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喝醉酒与小姐玩过后回了家，妻子想趁其醉态十足问出点什么来，便让丈夫的脑袋扎在自己怀里问他：“大令，你爱不爱我啊？”妻子像宋美龄称呼蒋介石那样称呼自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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